当代艺术的一个优秀传统就是现实关怀。比如,艺术大师约瑟夫·波依斯于1982年在德国“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上展出的作品《7000棵橡树行动》就深切地表达了对于环境问题的无比关切。历史证明,这件作品对于改变德国以至全世界对于环保的态度都起到了巨大作用。在今天的德国,由约瑟夫·波依斯所创立的环保组织——绿党已经作为一个政党出现在政坛上。事实上,是约瑟夫·波依斯为环境、动物、水还有我们呼吸的空气提供了一种崭新的意义。又比如艺术家汉·休斯特从1996年到2001年,先后在德国莱茵河畔的桑屯露天广场、法国巴黎的凯旋门下,中国的万里长城上展示了上千个垃圾人,其意在提示世人:“我们生活在垃圾时代,由于现代工业不断制造垃圾,我们也正在成为垃圾”。因此有评论家认为,他的作品以极端的方式对公众的感官和良知造成了震撼。对于人们如何看待发展与垃圾的问题具有重要启示的作用。
应该说,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在中国的当代艺术就根植于以上艺术史背景中。令人倍感遗憾的是,虽然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进程中也出现了许多体现现实关怀价值的优秀作品,但伴随着2004年以后艺术市场的火爆,这一光荣传统逐渐被少数当代艺术家抛弃了。从他们的表现来看,似乎更热衷于追逐市场与名利。于是,所谓的“当代艺术界”在一定程度上也成为了名利场,对此不少有良知的人士都给予了批评。在我看来,真正使这一局面发生重大改变,并使艺术风气迅速纯净的是5.12四川汶川发生的特大地震。这场惨绝人寰的浩劫极大地激发了艺术家们悲天悯人的情怀,进而让他们重新思考人与自我、人与他人、人与自然的关系。此后,他们不但为地震灾区与灾民捐献了大量优秀艺术作品,举行了多场义拍活动,还积极投入创作,热情讴歌人类对灾难的抗争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真情互救行动。在这样的过程中,以名与利作为追逐对象的市场运作逻辑完全失效了,艺术家们由此也撰写了中国当代艺术史中十分有意义的篇章。2005年,我与批评家孙振华在共同主持“第二届深圳美术馆论坛”时,曾经提出了“中国当代艺术的社会学转向”的论题,其目的就是要提倡关注底层与现实关怀的价值观。现在看来,中国当代艺术界在5.12四川汶川大地震后所采取的慈爱与公义之行动正是对这一价值观的弘扬光大,它让我们重新看到了一些久违的、无比珍贵、无比圣洁的东西。那种真情关切,那种无私援助,那种心心相映,让我们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大和温暖,既可喜又可贺。但愿这是中国当代艺术创作走向更新阶段的标致性起点。
唐朝大诗人刘禹锡曾经说过:“浮图之慈悲,救生最大”。这不仅是由于生命高于一切,而且是由于在生命面前,名与利根本不足挂齿。从更深的层面讲,世事无常,每一个生命都无法保证他一生与灾难绝缘。因此,面对突如其来的灾难,作为当事者自然要奋力自救与顽强抗争,而作为非当事者绝不能事不关已,高高挂起,要施以援手,给受难同胞以必要的帮助。中国哲学相信他人就是生活意义,他人就是目标,他人就是方向。因为在他人那里有亲情、爱情、恩情、友谊、帮助、交流、同心同德、成功、光荣、怀念、快乐和幸福。“震·撼——面对自然的力量”展览就很好地体现了这样的哲学观念与价值理想。其如前些时举办的一系列艺术义拍活动与相关艺术展览一样,既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中国人战胜灾难的坚定信心与爱的伟大力量,也让我们从中感受到了中国走向互助的公民社会越来越成熟。毫无疑问,这对于一个民族的未来发展是至关重要的。
2008年11月2日于深圳美术馆
面对自然的力量
段炼
四川大地震过去半年了。
大地震刚刚发生后,全国各地的艺术界立刻就行动起来,发起了各种形式的办展救灾活动,例如义卖募捐,这是出自艺术家内心的真诚活动。那时的作品,有些以地震为题材,但大多数却与地震无关,因为不少艺术家还不及思考怎样处理地震题材。对于在成都和四川地区的艺术家们来说,这个问题有所不同:地震离自己太近了,反而难以找到艺术的切入点。这不仅是空间和时间的近距离,而且更是个人情感的近距离,是自己与灾区亲朋好友的心理近距离。要在这样近的距离内以艺术的方式处理这样大的题材,艺术家们的确感受到了一种空前的压力,一种超越艺术的心理压力。
面对这样的压力,艺术家们很快进行了自我调整。于是,在稍后举办的有关地震的艺术展览中,我们发现了一种现象,这就是画照片。川内川外的许多艺术家,都亲身到地震灾区去参加过抗震救灾活动,同时也拍摄了大量纪实照片。那时候,不少艺术家都根据自己所摄的照片来绘制作品,无论是临摹还是改画,都透露了一种下意识的策略和目的:用画照片来代替思考。
对于近距离的艺术家来说,思考地震是件痛苦的事,感情和心理都不易承受,于是,不自觉的回避就成为一种不得已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根据纪实照片绘制的作品,便仅仅是对灾区实景的一种简单再现,是对救灾活动的一种表面描绘,这当中缺少了深入思考的环节,缺少了个人的元素。
就艺术的外在呈现而言,这种直接为现实服务的写实绘画,与过去的宣传画有或多或少的相似之处,二者都直接来自现实、二者都直接服务于某个现实目的、二者都没有经过必要的思考、二者都谈不上艺术语言的提炼。当然,二者也有区别:抗震救灾的绘画,是出自艺术家的真情实感,而不是受命于人。
这一区别是重要的,正因为这一区别,艺术家们才有可能在以后绘制出较好的作品。这样的作品需要思考,思考需要时间,而时间能够提供感情和心理的沉淀,时间的距离能转化为空间的距离,使个人的思考,摆脱情绪和心理的障碍。
四川大地震过去半年了。
这半年中,艺术家们冷静了下来,时间的距离使他们得以沉淀自己的情感和思考,使他们的内心相对平和,使他们可以在自然灾害的语境中,思考更多的关于人的问题,以及关于艺术的问题。于是,我们看到了这个展览:《震·撼---面对自然的力量》。
参展作品的共同主题,是大地震后的精神重建、生活重建与生产重建,是大灾难中人格精神的崛起,是大自然对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人与人之关系的考验。在具体作品中,这一主题延伸为艺术家的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人的生存状态、人类的责任、艺术的责任、艺术家的个人责任。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此次展览关注大地震对人心的震撼,也关注人的精神对大地的震撼,更关注艺术和艺术家之人格力量的震撼。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这个展览关注艺术家所面对的自然力量,更关注艺术家在面对自然力量时所表现出的个人的人格力量。
艺术家们的思考,都是个人化的思考,参展作品的风格也就不拘一式,但都以个性化的艺术语言,而贴近当代社会和个人生活,并具有我们这个时代之独特的思想性和当代艺术的独立性。我们在展览中看到,过去那种纪实摄影般的客观再现式作品消失了,代之以艺术家用个人的双眼所观察到的震灾情形和救灾活动。叶强和胡峻涤力图通过具象绘画来追求抽象效果,使艺术家个人的双眼所见具有普遍价值。郭燕和董重则通过具象绘画来追求超现实效果,使艺术家个人的双眼所见具有象征意义。即便是直接描绘地震灾难,艺术家们也大多专注心理图像,探讨灾难在内心中的呈现方式。李强笔下的大火,其实是艺术家内心的烈焰,而何工则用相对冷静的眼光,来审视这内心之火。面对这样的图景,艺术家之人格的高蹈,转化为普世的怜悯,丁建平和黄峻的作品,就表现了这怜悯之情的人格亲和力。
这就是说,艺术家们在面对灾难时,放弃了照相式的表象写实,他们将客观的纪实,转化为主观意识,其中的乌托邦幻象,实为内心的期盼。在此,乌托邦并非一个不切实际的虚幻图像。如果说王志和田亮在主观意识里偏重灾难图景,那么张杰和翁凯旋便描述了从现实灾难向意识幻象的转化,而奉家丽和肖喆洛则借幻象意识来表达了艺术家对个人出路甚至人类未来的不同求索方式。齐韵瑶笔下的人物闭上了双眼,这是艺术家的内心自审,暗示了自审的不确定和不可知。魏言的人物也闭上了双眼,这也是艺术家的自审,不过,这是对变异了的内心花园的自审。换言之,艺术家们内心深处的幻象,是大灾难之后的心理图像。也许,尹朝阳和王琳的作品,用抽象的语言来讲述了这内心花园的变异,而大卫·基尔斯坦则以美丽的女鞋,而在抽象与具象之间行走,他在这花园中寻芳猎艳,描绘他个人的内心幻象。
当然,这些远不是展览的全部。川内川外的艺术家们通过大地震所看到、所感受、所思考的,还有很多,就如大家在展览会上所见,作品远不止这些,艺术家也远不止这些。不用说,艺术家们在面对自然灾难时,内心中涌起的人格力量,远不是文字所能传递的。于是,艺术家绘制图像,探索内心幻象,而时间的距离和心理的沉淀,则使他们的作品成为一种思考。
四川大地震过去半年了,这个展览是艺术家们半年后的奉献。
二OO八年十一月,蒙特利尔